引言 — 什么是 AQ 攻击性问卷
攻击性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研究最为深入的课题之一。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看，攻击性在资源竞争和自我保护中具有适应性功能；但过高的攻击性则与暴力行为、人际关系破裂、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如何科学、可靠地测量个体攻击性水平，一直是心理学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
攻击性问卷（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正是为解决这一需求而诞生的标准化工具。它由美国心理学家Arnold H. Buss与Mark Perry于1992年发表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取代了Buss本人早年编制的"敌意量表"（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 BDHI）。AQ一经发表便迅速成为攻击性研究领域的"黄金标准"，截至2020年代已被翻译为超过30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人格研究、临床评估、司法鉴定和组织行为学研究。
AQ的诞生标志着攻击性测量从二分式（是/否）向李克特多点量表的范式转变。问卷采用5点李克特评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共29个条目，覆盖攻击性特质的多个维度。其简洁性——全部条目可在10-15分钟内完成——使得它既适用于大规模调查研究，也适合临床个体评估。
理论基础
Buss与Perry构建AQ的理论起点是对攻击性特质的因子分析探索。在开发BDHI时，Buss与Durkee已将攻击性划分为多个维度，但该量表的二分式评分和因子结构稳定性一直存在争议。Buss与Perry通过严格的心理学量表开发流程——项目生成、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最终确立了一个四因子模型，这成为AQ量表的理论骨架。
四因子模型的核心假设是：攻击性不是单一的心理特质，而是由四个相互关联但概念上可区分的成分构成。躯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代表攻击性的行为成分——即使用物理力量伤害他人的倾向；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同样是行为成分，但通过语言而不是物理手段表达；愤怒（Anger）代表攻击性的情绪成分——是攻击行为的情感前驱和生理唤醒状态；敌意（Hostility）则代表攻击性的认知成分——包括对他人的不信任、愤世嫉俗和感知到的不公正。
这一四因子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它整合了攻击性研究中的行为-情绪-认知三分框架，使得研究者能够区分"个体是否倾向于攻击行为"与"个体是否经常体验攻击相关情绪和认知"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区分这四个维度意味着临床干预可以更加精准——例如，一个高躯体攻击但低敌意的个体，与一个低躯体攻击但高度愤世嫉俗的个体，不仅心理剖面不同，干预策略也应当不同。
维度解读
躯体攻击（Physical Aggression） 分量表包含9个条目（AQ原始版本中），典型条目如"如果受到足够的挑衅，我可能会打对方"、"我曾威胁过我认识的人"。这一维度测量的是个体使用身体力量造成他人伤害的行为倾向。高得分者通常在面对冲突时更倾向于选择肢体对抗而非非暴力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维度在性别差异上表现最为显著——大量元分析研究一致显示，男性在躯体攻击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一差异跨文化稳定存在。
言语攻击（Verbal Aggression） 分量表包含5个条目，是四个分量表中条目数最少的。典型条目包括"当别人与我意见不合时，我忍不住要和他们争论"、"当别人惹恼我时，我会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言语攻击虽然不涉及身体伤害，但其在人际关系中的破坏性不容忽视。研究表明，高言语攻击倾向与亲密关系冲突频率、职场人际摩擦和家庭功能失调均呈正相关。
愤怒（Anger） 分量表包含7个条目，测量的是攻击行为的情绪与生理唤醒维度。典型条目如"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我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在Buss与Perry的模型中，愤怒被视为攻击行为的关键中介变量——它桥接了攻击性的认知成分（敌意）和行为表现（躯体/言语攻击）。换句话说，一个对世界怀有敌意认知的人，如果同时愤怒水平较高，就更可能转化为实际的攻击行为。愤怒分量表因此常被研究者视为预测攻击行为风险的核心指标。
敌意（Hostility） 分量表包含8个条目，测量的是攻击性的认知成分。典型条目包括"我觉得别人的好运都是不公平的"、"我知道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敌意不同于直接的攻击行为或情绪爆发，它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负性归因模式——倾向于认为他人的意图是恶意的。这种认知偏见在心理学中被称为"敌意归因偏见"（hostile attribution bias），与偏执型思维、人际关系敏感性和被害妄想存在密切联系。临床研究表明，敌意维度得分升高是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焦虑障碍和物质滥用）的重要风险因素。
应用场景
AQ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涵盖从实验室研究到实地临床评估的多个层面。在学术研究中，AQ是攻击性特质测量的首选工具之一，被引用量超过万次。研究者常将其用作个体差异的控制变量，或作为干预研究的前后测指标。在实验心理学中，AQ可帮助研究者区分特质性攻击性与状态性攻击行为，从而更精确地设计实验范式。
在临床心理健康领域，AQ被用于评估有愤怒管理问题、冲动控制障碍或间歇性暴怒障碍（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的来访者。临床心理学家可以在治疗前使用AQ进行基线评估，并在治疗过程中追踪愤怒和攻击性水平的改善。此外，AQ在青少年行为问题的评估中也有广泛应用，特别是当存在校园霸凌、打架或对立违抗行为时。
在司法和矫正领域，AQ被用于评估暴力犯罪者的攻击性剖面，协助制定分类管理和矫正方案。多项研究验证了AQ在服刑人员群体中的适用性。在组织心理学领域，AQ可用于评估职场暴力风险，特别是在高风险行业（如执法、安保、精神科护理）的人员选拔和心理健康监测中。企业EAP（员工援助计划）项目也经常使用AQ作为情绪管理培训的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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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效度
AQ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得到了广泛且持续的研究。在信度方面，Buss与Perry（1992）的原始研究报告了各分量表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躯体攻击0.85、言语攻击0.72、愤怒0.83、敌意0.77，总量表信度为0.89。后续跨文化研究普遍报告了类似的信度范围，表明AQ具有稳定可靠的测量一致性。
在结构效度方面，Buss与Perry的原始四因子模型在多种语言版本和样本群体中得到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支持。Harris（1995）的研究验证了该模型在大学生样本中的拟合优度。元分析研究（如Felsten & Hill, 1999）汇总了多个独立样本的证据，确认四因子结构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不过，部分研究建议对反向计分条目进行修正或删除，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这一点已被纳入当前通用版本的处理方法中。
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AQ各分量表与外部攻击性指标展现出预期的关联模式。躯体攻击分量表与自我报告的打架频率、暴力犯罪记录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敌意分量表与偏执量表、人际敏感性量表之间存在理论一致的关联。愤怒分量表则与血压水平、应激激素反应等生理指标表现出有意义的关联。此外，AQ的区分效度也得到了支持——它与社交期望量表的相关性较低，表明量表受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然而需要注意，AQ作为自评量表，仍然存在因报告偏差（如低自控个体对自己的攻击性水平认识不足）而产生的局限。
参考文献
Buss, A. H., & Perry, M. (1992).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452–45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3.3.452
Harris, J. A. (199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8), 991–993.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5)00038-Y
Felsten, G., & Hill, V. (1999).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hostility scale predicts anger in response to mistreatment.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7(1), 87–97. https://doi.org/10.1016/S0005-7967(98)0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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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警告： 本量表及本文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和学习用途，不构成临床诊断工具。攻击性问卷的得分不能替代专业心理健康评估。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受到攻击行为或愤怒问题的困扰，请务必咨询专业的心理健康医生或心理治疗师，以获取科学、规范、个体化的评估与帮助。